AI与美国再工业化：机器人时代的新机遇与挑战

不久前，第一届里根经济论坛上，a16z联合创始人Marc Andreessen就AI及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拐点发表了独到见解。Andreessen指出，我们正站在一个技术转折点上，特别是AI的转折点。AI不再局限于模型与云端运算，而是正迈向“具身化”——即机器人时代。未来，数十亿台机器人将在现实中运行、劳动、制造、服务，这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制造业岗位，这些岗位将围绕机器人系统的设计与制造展开。

AI的竞争已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极对抗，转变为制造端的硬件之争。中国实际上复制了“American System”的路径，通过保护主义和产业集群的方式重建其工业能力。对于美国而言，是否希望继续成为工业超级强国，是一个政策选择，而非技术问题。

AI和能源的崛起可能引领一个新的产业时代，但美国当前的政策在制造业和科技加速之间存在分裂。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复兴派倾向于通过关税和产业激励推动重工业回流；另一方面，技术加速主义派则更关注芯片、AI、能源驱动的新经济。这两条路径在特朗普阵营中也有所体现。

“American System”的本质在于通过整个产业生态实现工业集群与增长，包括主机厂与数千家零部件供应商共同组成的完整链条。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了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太空竞赛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但自1970年代以来，经济增速大幅下降，转向服务业和金融化，并主动去工业化，这些都是一系列明确政策的结果。

这种转型虽然带来了硅谷、Austin等地的知识密集型繁荣，但也牺牲了更广泛的经济基础。低增长与去工业化加剧了美国的民粹情绪，因为缺乏经济增长时，社会资源分配就成为零和博弈，导致社会撕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鸿沟愈发明显，大城市成为高知识精英与服务底层的两极结构，而中产阶级被挤出城市，回流乡村，却发现乡村早已没有新的经济机会。

今天的城市病根在于“知识经济”将所有增长集中于都市，造成极端不平衡。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资源是分散的，但知识经济使得精英集中到硅谷、纽约等地，拉高城市生活成本，而中产家庭无法承受。最终导致的局面是：城市只剩下精英与低收入阶层，真正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被制度性排挤。

我们总是听到制造业已经过时、没必要再搞的声音，但事实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内所经历的去工业化和能源转型，都是具体的政策选择带来的结果。比如1971年尼克松提出的“独立计划”，原计划在2000年前建成1000座核电站，让美国电网全面转向核能，从而加速电动车普及并摆脱中东能源依赖，结果却因监管政策逆转而错失产业转型的机遇。

现在，华盛顿正在重新评估包括核能、稀土、城市建设等一系列新政策选项。AI是一项关键变量，也是美国目前最强的战略领先点之一。但这需要政策配合，否则会因各州的监管立法而被扼杀。比如加州差点在半年前立法禁止AI，这无疑是自毁长城之举。欧洲已基本通过过度监管把AI判了死刑，很多AI人才正因此迁移到美国。

AI的本质是软件，但目前的应用如ChatGPT只是移动应用，尚未创造实体就业大潮。然而，下一波转折已经开始，那就是“具身化AI”，也就是机器人。这个趋势已经在无人机与自动驾驶领域实现：无人机已可自主飞行，自动驾驶汽车已实际运行中。未来十年将迎来人形机器人等通用机器人大规模落地，形成地球上最大的新型产业，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产业都大，且需要大量设计、制造、部